文化观察|“余华铁生”为何动人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刘宗智北京地坛公园的两棵国槐火了。一棵国槐认养的铭牌写着“认养人：余华的朋友铁生”，另一棵国槐的铭牌则是“铁生的朋友余华”。认养到期后，网友纷纷喊话“余华老师该续费了”，却被告知树并非余华本人认养，而是两位普通市民的默契之举。这场“美丽的误会”并未削弱大家的热情，反而让“余华铁生式友谊”成为热议话题。跨越数十年，“余华铁生”的友谊为何仍能拨动年轻一代人心中的“琴弦”？

超越时空这两棵树，再次激起了大家对作家余华与史铁生友谊的回忆。

综艺节目《我在岛屿读书》中，余华和一群作家朋友在海边合影，有人无意间提到了“轮椅”，余华突然看着远方，神情落寞地喃喃道：“铁生已经不在了......”海浪飘摇，悠悠荡荡，那一刻的情之所至令人动容。

这世上最好的友谊莫过于，我尊重你，我更懂你。20世纪90年代，余华、莫言、刘震云把史铁生扛上火车，带他去沈阳文学院踢足球。余华安排史铁生当守门员，还“威胁”对手：“你们一脚踢到他身上，他很可能被你们踢死。”结果学生们愣是没敢射门，史铁生坐在轮椅上叼着烟，笑得像个孩子。这段往事被网友戏称为“史上最硬核守门员”。而这背后，是余华对朋友最朴素的尊重——他没把史铁生当病人，而是当成了一个可以一起疯闹的普通人。

史铁生曾写信告诉余华，自己分到了四居室，装了电话，结尾写道：“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。”余华后来感慨：“一般人遭受这样的苦难，早对世界充满怨言，但铁生没有，他对世界只有爱。”余华和史铁生的友谊之所以动人，恰恰因为它是一种“慢关系”——没有即时通讯的频繁互动，却有长达数十年的精神默契。

史铁生在《我二十一岁那年》中曾写道：“二十一岁末尾，双腿背叛了我，我没死，全靠友谊。”其中，“友谊”的两层含义，一个是友谊医院，另一个是和挚友的交情。这句话是真实的写照，这份纯粹的情谊跨越生死、超越岁月，也成为无数人心中羡慕的存在。

史铁生去世多年后，余华在签名时仍会划掉自己的名字，替他签上“铁生”；一群乐迷在音乐节上举起坐轮椅的少年，配文“一群余华举起了史铁生”。这些瞬间，在观众内心深处久久徘徊。

文学之外在文学史的长廊里，作家常被塑造成孤高的思想者或苦行的文字匠，但余华和史铁生的友谊，偏偏撕掉了这些标签。他们的故事之所以耐嚼，恰恰因为读者从中嗅到了“人味儿”——那种在作品之外鲜活、毛糙甚至带点孩子气的真实人格。

眺望地坛时，史铁生无数次叩问：“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，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......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？”《我与地坛》的结尾，他终于明白，这条路就是“扶轮问路”。

而在“扶轮问路”的过程中，友情带他抵达了了曾经遥不可及的远方。犹记得史铁生参加完杂志《丑小鸭》的“青岛笔会”，返程时，用的是一辆“福字牌”手摇轮椅。随乘的刘树纲背着史铁生从车头一路走到车尾，“先还听他不紧不慢地安慰我，后便只闻其风箱也似的粗喘。待找到座位，偌大一个刘树纲竟似只剩下了一张煞白的脸。”

这辆“福”字牌轮椅，开启了史铁生走南闯北的历史。“其实是众人推着、背着、抬着我，去看中国。先是北京作协的一群哥们儿送我回了趟陕北，见了久别的清平湾。后又有洪峰接我去长春领了个奖；父亲年轻时在东北林区待了好些年，所以沿途的大地名听着都耳熟。马原总想把我弄到西藏去看看。王安忆和姚育明推着我逛淮海路。少功、建功还有何立伟等等一大群人，更是把我抬上了南海舰队的鱼雷快艇。仅于近海小试风浪，已然触到了大海的威猛——那波涛看似柔软，一旦颠簸其间，竟是石头般的坚硬。又跟着郑义兄走了一回五台山。”彼时史铁生已经用上了妻子购买的电动轮椅，然而当他回忆起这辆“福”字轮椅时，仍感慨万分。“说起那辆福字轮椅就要想起的那些人呢？如今都老了，有的已经过世。大伙儿推着、抬着、背着我走南闯北的日子，都是回忆了。”在他看来，这辆轮椅，仍然是不可“断有情”的印证。

余华在短视频里讲脱口秀圈粉百万，而史铁生那些被挖出的书信和随笔里，藏着一个爱看球赛、会为“中国足球冲不出亚洲”愤懑的鲜活灵魂。史铁生离开的这些年，余华也一直想着他。“别忘了还有铁生”，他曾在各种场合提及这一点。所谓“一个人真正的死亡，不是生命的结束，而是被遗忘”。而史铁生，他从未离开过。

精神共鸣余华说，“铁生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，最大的意义在于他的乐观，他总是能够在消极里边，发现出积极来。”史铁生确是如此。关于自己的职业，在他看来是，“主业是生病，业余写点东西。”而对于自己那在他人看来算是苦难的半生，史铁生这样评价，“有个叫史铁生的家伙，扶着轮椅，在这颗星球上询问过究竟。”不久前，“90后”作家刘楚昕创作的小说《泥潭》，获漓江文学奖虚构类奖。颁奖现场，刘楚昕颤抖、哽咽着讲述了自己病故的女友。“每次散步，我都对她说‘要去写作了’。她虽有不舍，却总是默默支持。”他曾许诺，作品发表或获奖后为她购置礼物。然而，命运弄人。出身大连渔村、家境贫寒却自强不息读到博士的女友，不幸于2021年罹患胃癌离世。“越过山丘，却发现无人等候”——女友生前钟爱的歌词，竟成谶语。整理遗物时，刘楚昕发现女友留下的信笺：“希望你在痛苦中，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！”

“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，但回头想想，都是传奇。”女友留给刘楚昕的最后一句话，成为他文学创作的精神支撑。这时候，创作不再是单纯的艺术表达，而是成为一场关于生命、遗憾与文学创作的交互对话。在现场听完刘楚昕的获奖感言，余华也深受感染，“一个新人出来很不容易，我们都为他感到高兴，文学最好的时代就是新人辈出的时代。”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的最后提到，“爱命运才是至爱的境界。”或许，生命的魅力不在于旅途有多么圆满，而在于它真实、坚韧，且永远留有温度。